“国进民退”的核心是工业领域的私营经济主体很难承担得起 “帝国”的重任，或者换句话讲，照搬西方经济史里单纯由私营经济主体实现金融寡头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在发展阶段上，中国的大工业化进程也就基本达到了美国在三十年代左右就完成的工业水平。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巨大代际差距显然让我们不能奢望所谓的私营经济主体耗费上几十年的时间以实现工业寡头甚至金融寡头的进程。这个世界显然不会恩赐给我们几个战略机遇期慢悠悠的发展到寡头阶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次贷大危机形势下“国退民进”的逻辑几乎是必然的，不管是国家有意为之还是市场主动选择的，都存在着必然性。很多专家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完全对立起来，非黑即白。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奇迹证明了中国有无穷的成长空间，国有寡头与民营经济完全可以在快速发展中相互共存、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2000年左右就开始热烈争论国有经济必须要退出竞争性领域，然而十年以来的经济超速发展几乎颠覆了我们曾经的一贯论调。我们几乎忽视了所谓国退民进争论背后的更大的经济背景，它就是中国有着几乎无限的存量生产要素未被投入到市场竞争中，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依然有着极大的上升空间执行“供给创造需求”的国家化供给政策推动经济前进，这一增长空间完全可以覆盖或弱化掉国进民退的相互冲突。即使目前中国面临困难，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正即将迈过这个门槛，再次踏上另一个经济上升周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