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抉择两难：大兴凯恩斯主义抑或忍痛进行结构性改革 |
2009-03-18 09:31:59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国信政经观察组 阅读次数：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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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恶性负反馈回路正在被打通。最近几个月经济迅速地萎缩，使得企业和居民部门的信用快速恶化，企业债、信用卡违约率上升，房价下跌，这样就使得资产价格进一步下降，金融机构有可能再次出现资本金枯竭的风险，于是又要进一步减杠杆，实体经济的信用收缩，恶性循环。
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出台如何庞大的刺激计划，而是尽快修复其遭受重挫的银行体系，恢复信贷市场正常状况。如果美国政府不重振其银行系统，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就会白白打了水漂，毫无意义。
两条路摆在奥巴马政府面前。
一是国有化，彻底清洗掉银行股东利益，这将是对自由世界的基本价值的完全颠覆，私人银行股东以股市暴跌“用脚投票”的方式予以回应奥巴马政府所谓国有化的压力测试，使得奥巴马劫富济贫的政治理想或成为空想。这一方案在经济上注定是走不通的。
二是政府兜底坏账的“坏银行（Bad Bank）”计划，即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无条件地为银行坏账埋单。
现在不是道德清算的时候，除了原谅银行家的罪恶，哄着他们赶快出来干活，还能做什么呢？所有的人都会对这场“金融海啸”心有余悸，危机后行为肯定会有所收敛，或许都会愿意回到一个能够有效约束过分行为的框架内。
但“坏银行”计划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因为要顾及银行股东利益，就必须得牺牲掉纳税人利益。在政治上是不道德，在国会会遇到激烈的争吵。争吵必然会影响到“坏银行”计划的规模、收购定价的条件，而这些又直接决定了银行参与这项计划的热情。救市的良机可能在这些争吵和妥协中浪费殆尽，更多能够获救的金融机构只能在绝望中选择死亡。全球经济硬着陆将不可避免。
结构失衡困扰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取决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国投资率自2001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不仅远高于中国自身过去多年的平均水平（38%），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年、韩国在1991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
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至51.2%），贡献几乎全部来自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正常水平（70%左右），甚至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居民消费率都达到了55%。
高储蓄、低消费通常被归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没有一张社会安全网络，即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会不再约束自己大多数购买欲望。
但从更根本上讲，比二次分配更关键的实际是初次分配，因为这取决于该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过去十年，中国产业的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又消费不了，就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年的174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所以，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垮了，这个循环就彻底结束了。
中国面临选择
中国面临着选择，是大兴凯恩斯主义，还是忍受暂时的阵痛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
经济刺激计划当然能奏效，可以预期的是，经济在二、三季度肯定会被拉起来，但来自政府的投资需求只可以暂时平衡供需关系。居民是最终消费者，当他们的收入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政府投资能不能转化为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能否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成为政府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即使中国经济不平衡源自过度的投资和乏力的消费，刺激计划目标仍然是刺激投资，因为中国现有的体制推动着它只能这样选择。投资率已经高达43%了。
高强度的信贷和投资扩张的速度能否持续，当优质的基建项目贷款被银行瓜分完毕，对于基建的贷款力度会衰竭下来，而私人部门出口、投资和消费依然萎靡。
短期的刺激政策只是推迟了必需的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实际上增加了中长期风险，当未来失衡恶化到不可持续的地步时，中国恢复均衡的方式就只可能是：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
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希望。中国政府没有出台更大规模的“保增长”政策措施，而对去年四季度提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结构作出了重大调整：压缩了基建投资（由45%降至37.5%），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投资增加最多，占比从4%提高到9.25%；民生工程和社会事业方面投资增加也非常明显，分别由7%、1%增加至10%、3.75%。
至少到目前，中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以及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都还是健康的。从需求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43%（有效城市化率只有28%），中国的人口集聚还远远没有完成，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未来成长和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
延伸点评：中国如果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国内政治经济体系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痛苦，实现软着陆，转危为机，变被动为主动，重新创造出中国经济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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