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秋,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犹太人的赎罪日那天对以色列展开了全面军事进攻,以雪1967年败北之耻。战争刚开始,阿拉伯国家占上风,但随后以色列方面展开了迅速反击。当以军在西奈半岛包围埃及军队,取得压倒性胜利曙光时,美国和前苏联出面干预,终结了双方的敌对状态。以色列能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其武器的紧急支援。但是美方担心苏联如果加入战营会干会导致冷战的升级,所以协同苏联共同出面终止了这场战争。
阿拉伯国家将失败的怨恨一股脑地撒到美国和西方国家头上,并为此展开了报复行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以及波斯湾地区的其他产油国通过欧佩克——一个那时尚未被人所熟知的国际组织,联合抵制面向美国和其他“有罪”国的石油出口。尽管石油供给未被切断,但产量却被大量地削减,这导致了石油价格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幅上涨。
石油是发达国家在能源、交通、农业、塑料产品以及其他商品生产领域必不可少的原料产品,所有部门价格的上涨加速了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和各国政府试图运用经典的货币理论,如提高货币利率的政策以及一系列财政措施,如削减政府开支和提高税收等方案来试图控制通货膨胀。可惜的是,这次通胀,较之二战和二战后期,有所不同。这次通胀不是源于商品和劳务的过度需求,而是由于供给不足所致。削减需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会带来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以及缓缓下降的通胀指数:反之,若采用刺激需求,恢复就业的政策,则可能会加速通胀。
这就是现下为人所熟知的 “滞胀时期”了。政策一会儿倾向紧缩,一会儿又加大刺激,左右摇摆,反复混合,可惜收效甚微;在美国,先是福特政府采取紧缩政策,继任的卡特反向采取了刺激方案,深知方案无效的经济顾问们相继做出乐观的经济预测,尽管他们知道这种预测其实是胡扯。
当卡特任期临近届满时,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习惯于油价的上涨了,部分是因为抵制运动不可能无限期持续,部分是因为西方灵活的经济系统通过调适,业已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但在1979年,伊朗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针对美国的对抗,引发了人质危机和新一轮的石油抵制运动,给通胀带来新的动因。
政府面对滞胀的无能令公众恼火。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前几年,各国政府首脑迭相更替。在美国,先是卡特取代福特,接着里根又取代了卡特;在英国, 撒切尔夫人取代詹姆斯·卡拉汉任首相;在德国, 赫尔穆特·科尔取代了赫尔穆特·施密特出任总理;同样的,在加拿大,雷斯特皮尔森取代了前国家总理杜鲁多。
自美国总统福特在滞胀期连任失利后,一切似乎都表明社会在从左翼转向右翼;但要说保守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获全胜似乎还为时过早。在法国,社会党人季斯卡就取代保守党人吉斯卡尔·德斯坦出任新政府总统。
在一连串稀奇古怪的政策后,美国的滞胀在上个世纪80年代达到顶点。里根政府的减税措施带来了赤字的急速上升和通胀的进一步加速;而美联储所采取的用来对付前所未见的高利率的政策,则造成了经济的严重的短期衰退。在余下来的这个十年里,由于欧佩克抵制运动影响的逐渐减弱以及发达国家自身的进一步调适,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开始逐步走出通胀阴影。上世纪80年代虽算不上十分繁荣的时代,但较之上一个十年情况要好很多。
在以1965年美国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作为起始年,对1965-1985年失业和通胀两者关系的观察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新的规律,即所谓的“痛苦指数”（通胀率乘加失业率）,这个量度首先由美国总统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奥肯提出,他当时把它称作 “不舒适指数” (discomfort index);在乔治·麦戈文与尼克松的总统角逐战中,它被麦戈文拿来引用;接着引用它的是卡特,是在其与福特的总统角逐战中,后来里根在与卡特的竞选争夺战中,将其改名为“痛苦指数”。从描述战后时期通胀和失业交替效果的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在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跟通胀都在上升,痛苦程度直逼大萧条最艰难时的水平,但那时令人痛苦的主要还是失业!
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信息革命为熊彼特的破坏型创新理论提供了完美的范本。二战以后,计算机开始在各个领域广泛使用。这些能够通过读卡器读行数据识别以及信息交换的设备,开始在美国以及各个国家的商业领域被采用。
随着转换器以及芯片科技的发展,由计算机的使用开始的信息革命开始变得更为便捷。
上世纪70年代,苹果以及IBM开始生产供个人使用的计算机。虽然硬件的生产和使用为信息革命提供了适宜的温床,然而,可以取代硬件的软件的发展引发了一场更加深刻的革命。微软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了,Steve Jobs和比尔盖茨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他们没有发明任何东西,只是将新的技术及时用于经济活动当中,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取了极大的个人财富。与此同时,60年代在美国国防部门兴起的互联网技术,在个人电子计算机发展中,共同奠定了互联网技术的应用;1996年,Google公司通过搜索技术将世界各地信息的系统化,引发了又一场革命。
所有这些真实世界发生的经济变化都符合熊彼特的破坏性创造理论:这种具有破坏性的技术提高了生产力以及投资——公司部门对于电子计算机、软件的直接投资以及对于计算机技术加以应用的公司的投资。投资的增加继而带动了需求的增加,进而使得90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的GDP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最终是信息技术革命结束了80年代经济的缓慢增长以及70年代的滞涨。90年代的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有所帮助,但是真正的动力与经济政策没有多大关系。
信息技术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泡沫,这一泡沫大概在21世纪初期破灭。不幸的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和上20世纪70年代类似,并且同样将带来不好的结果。
这一时期变化的基础是:信贷危机与历史上其他严重的危机类似,都将实际的经济推入至缓慢增长以及失业率增长的时期。但是现在这个时期与以往通过凯恩斯式的财政刺激政策就能够扭转的时期不同。
而且,信贷危机发生的当前,不但面临着泡沫化的信息技术,而且还面临着世界经济结构的全面变革。世界收入和生产将迅速向新兴国家和地区转移,这和上世纪70年代类似,但不完全相同。
70年代,由于欧佩克对于能源的垄断,使得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生产、收入都非常缓慢的时期,这使得美国等国家实际面临的是极大的损失。整个世界面临的是一场零和游戏。现在,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的“大面包”在增加。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但是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
按照理论,与70年代不同,现在面临的新的经济形势应该使所有的国家都将有所斩获。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原因如下:
第一,过渡期的持续。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美国到印度发生的消费者支持运动,以及鞋子生产从意大利到中国的转移,使得西方国家对于的正在发生的世界经济的变化还不那么适应。只有那些能够通过开创新的行业、工作快速调节当地经济的国家,才能够适应这种全球性竞争。而这一时期将持续很多年。
第二,利益分配变化。虽然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均将有所斩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竞争优势理论指出,如果每个国家都能以相同的效率生产相同的产品,那么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将被淘汰。
第三,预期的影响。即使一个国家并不面临着更为恶化的经济状况,对于政治经济格局预期的极大的变化将带来巨大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一直希望每代人都能比上一代生活得更幸福。但是现在的经济危机对于预期的变化将具有极大的负面效果。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虽然上世纪70年代与当前面临的变革的原因不同,而且现在比当时的竞争将更为良性。但是可能两个时期对于发达国家带来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类似的。
（本文节选自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本月最新报告,原标题为“Adjusting to Global Economic Change :The Dangerous Road Ahead”。本期重点解析20世纪70年代至2000年初的政治经济变化,下期内容为当下经济危机的评判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