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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 >> 独立智库 >> 智库角色 >> 中国独立智库的重要性


  智库,即智囊机构,最初也称“思想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以美国为例,全美大约有2000多个智库,华盛顿有一条智库云集的“K街”。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任何想入主白宫的政治人物无一例外地要借助智库。每届政府上台后,也都要从智库中聘请一些人担任要职,以致许多智库被称为“影子内阁”、“美国的大脑”。政府在做出决策尤其是重大外交决策前,一般也尽可能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高发期”--不论是在国内领域,还是在国际领域,中国都需要对大量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创新性的、有建设性的研究。这意味着中国对智库机构有大量的现实需求。
 
 
中国独立智库的重要性

  人人都承认,中国需要更多智库,需要具有更高水准的智库。因为,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关键的转折点上,面临诸多内外挑战。仅从内部来看,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目前的增长速度急剧下跌,究竟是短期的周期性现象,还是长期的结构性现象?高速增长期是否已经结束?未来的增长态势是什么?同时,高速增长也一直伴随着结构失衡的日趋严重,比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逐年扩大。这些失衡对长期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何种影响?如何解决?

  当然,在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精神领域,中国面临着甚至更为巨大而复杂的挑战:政府管制与社会自治将如何取得平衡?如何满足民众对民主的政治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将如何推进?中国文化将如何在传统在西方之间取得平衡?如此等等。

  可以说,中国迄今仍然没有完成李鸿章一百年前所称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需要的转型。而要顺畅地完成这种转型,既需要民众的勇气,领导人的智慧,但也需要足够的理性。惟有综合这三者,中国这个共同体才有可能借助明智的判断,制定出合理的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弯路,建立优良治理之基本制度框架。智库的价值正在于它们能够给社会的理性之发挥作用,提供渠道。它们可以为公共问题之解决,提供理性的解决方案。

  然而,众所周知,当代中国,一点也不缺少研究机构。首先,中国有世界上很少见的国家性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社科院、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他们之设立就是为了服务决策。其次,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大学。上述两类机构尽管承担着纯粹学术研究任务,但有大量学者专门以承接公共问题研究的项目为业。第三,中国的各个政府部门都有属于行政序列的政策研究机构,和属于事业单位的专业研究院所。第四,中国也有世界第一的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有人统计说,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已经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

  但是,不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决策机构,还是学术界、舆论,乃至于智库局内人,对于目前中国专以公共问题之实际研究为指向的智库的状况,不很满意,甚至是很不满意。研究经济问题的大多数智库去年的预言成为笑料,而政府作出的很多决策、包括立法,也明显让人感到,政府没有充分地理解社会的状况,其方案也十分粗糙,甚至常有明显疏漏与自相矛盾之处。

  问题出在哪儿?很多人抱怨智库缺乏资金。这种理由如果在十五年前拿出来说,也许还有点道理。但今天,相对其他社会群体,从而学术与政策研究的群体的收入已居于社会上游。因此,今日中国智库水准低下,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是因为智库的结构存在致命缺陷。

  这种缺陷一目了然,尤其是与美国加以对比。在美国,以及在任何其他国家,智库的绝大多数是民间的,政府创建、经营的智库极少。中国却恰恰相反,大多数研究机构直属政府,即便属于事业单位,也因为事业单位的高度行政化,与政府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比如,起经费的部分、甚至相当部分由政府划拨。除此之外的独立智库非常少。由于制度环境约束,它们的生存十分不易。即便勉强生存下来,政府也对它们冷眼相待,不甚关注它们的意见。实际上,独立智库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相对于九十年代,最近若干年以来,民间治智库处于萎缩状态。

  这样的智库结构必然损害智库功能之正常发挥。按照严格的定义,官办智库本来就不是智库,智库之兴起乃是民主治理秩序扩展的结果。智库是指政府之外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智库就是为了弥补政府关门决策的缺陷,突破政府官员的理念与知识局限,凝聚政府官员之外的全社会各路精英的智慧,将其融入公共政策与立法中。这样的智库就成为官民理性互动的渠道。如果研究机构仰政府之鼻息,惟领导之意图是从,那根本就迷失了本性。研究机构揣摩上意,政府当然也就无法从那里获得理性,那些装模作样的智力产品也就无助于提升政策与立法的理性程度。

  因此,推动中国社会治理之理性化,需要智库提升其水准。但光是办一些高规格的智库,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变革社团与研究机构管制制度,让独立智库有正常发育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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